股东/有限合伙人代表仲裁制度
适用要点与未来待明确的问题
代表仲裁制度的实操心得
——以有限合伙人代表仲裁为例
时任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严义埙,于2006年4月25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发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修订草案)〉的说明》指出:“风险投资常用的组织形式是有限合伙,即在至少有一名合伙人承担无限责任的基础上,允许其他合伙人承担有限责任,从而将具有投资管理经验或技术研发能力的机构或个人,与具有资金实力的投资机构有效结合起来。”但具有资金实力的合伙人与具有投资管理能力的合伙人相结合,也容易出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立后所有权人受经营者制约、难以自己行权以维护自身及企业合法权益的局面。
作者作为专长于证券、基金、债券和资管等金融纠纷争议解决领域的律师,曾为长期合作的一家大型私募投资基金公司创造性地处理了一起纠纷,突破了合伙企业内部僵局,有效行使了自身权利。
我们将案情简介如下:
该大型私募投资基金公司曾将其管理的A基金项下基金财产,以有限合伙人的方式投入到一家有限合伙企业(B基金)中,用于有限合伙企业购买拟于香港联交所上市的某大型食品加工公司(下称“目标公司”)的股份(下称“标的股份”)。有限合伙企业拟通过目标公司于香港联交所上市后合规减持股份退出,以进一步实现B基金与A基金的投资收益。但若目标公司在某期限内未能成功上市,各交易主体约定由目标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回购标的股份。此后,目标公司未能按期实现上市,各交易主体确认回购条件已成就,并在2017年进一步签署了回购协议。但回购义务人未能按照回购协议履行其支付回购款的义务。
此后,由于B基金(有限合伙企业)的基金管理人(执行事务合伙人)认为目标公司仍有上市可能,且其与目标公司存在其他基金产品的合作,因此迟迟不愿意执行合伙事务、履行基金管理人责任——拒绝依据回购协议中的仲裁条款向X仲裁委申请仲裁、主张支付回购款,一直拖延至2018年底。
2018年,客户感到无能为力而前来咨询作者时,彼时《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远未公布,我们创造性地为客户提出了有限合伙人代表仲裁的思路,并全面策划和代理了仲裁案件,打破了基金管理人所造成的僵局情形,取得了全胜的案件结果。
现《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第25条规定:“公司股东、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依照法律规定,以自己的名义,代表公司、合伙企业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的,该公司、合伙企业与对方当事人签订的仲裁协议对其有效。”所谓“依照法律规定……主张权利”,即是指《公司法》第151条、《合伙企业法》第68条第2款第7项的规定。
因此,我们结合自己代理的上述案件,就有限合伙人依照《合伙企业法》第68条第2款第7项通过代表仲裁制度行使诉权的操作要点和心得分享如下:
1. 代理方案策划及考量
(1)前期准备
i. 分析、研判尽快行使诉权的必要性
客户委托我们后,我们与客户共同分析了目标公司近三年的财务报告和公司内部财务数据,结合香港联交所有关上市规则,我们研判认为:目标公司基本没有继续上市的可能性;而合伙企业若继续不申请仲裁,待目标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财务状况进一步恶化并被其他股权或债权投资人起诉时,则B基金及作为B基金投资人的客户的权益更无法得到充分保障。因此,合伙企业有必要依据回购协议行使诉权。
ii. 在执行事务合伙人拒绝仲裁的情况下寻找突破仲裁协议相对性的依据
但在执行事务合伙人多次托词不申请仲裁的情况下,我们认为根据《合伙企业法》第68条第2款第7项,有限合伙人在“执行事务合伙人怠于行使权利时,督促其行使权利或者为了该企业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的规定,可以作为客户以自己名义行使诉权的规范基础。
若客户想要行使诉权,根据该规定,首先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执行事务合伙人怠于行使权利”的认定标准问题,也就是客户作为有限合伙人代位行使诉权的前提“执行事务合伙人怠于行使权利”如何认定?第二,“提起诉讼”是否受合伙企业与目标公司实际控制人仲裁协议的约束?是径行起诉,还是应该根据回购协议申请仲裁?
iii. “执行事务合伙人怠于行使权利”的认定标准及证据留存
就上述第一个问题,根据我们检索到的最高人民法院案例,即使执行事务合伙人对有限合伙人予以了回应[15],甚至是签订了补充协议[16],但只要在债务到期后存在未提起诉讼或仲裁的不作为情形,就构成“执行事务合伙人怠于行使权利”。此外,在(2017)粤01民终3847号案中,原告作为有限合伙人向执行事务合伙人发函,督促执行事务合伙人履行合伙企业管理职责,向债务人主张债权及抵押权,但由于函件因寄送地址“查无此人”而被退回,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明确认定原告作为有限合伙人有权提起本案诉讼。也就是说,“怠于行使”指应行使并能行使而不行使,有限合伙人是否曾经催告执行事务合伙人行使权利并非必要。
但我们也发现,在有关案例中,若有限合伙人能够举证证明其明确发函催告合伙企业及执行事务合伙人起诉或仲裁,而合伙企业又未提起诉讼或仲裁,则能够在事实和证据上有效防御、对抗债务人或相关方提出执行事务合伙人未怠于行使权利的主张,进一步降低代位行使诉权的有关风险。
基于此,我们协助客户起草了敦促合伙企业及执行事务合伙人申请仲裁的函件,在函件中设置了敦促合伙企业申请仲裁的合理期限,并进一步明确若在合理期限内合伙企业及执行事务合伙人仍未申请仲裁,我方将自行通过法律途径针对目标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违约行为追索回购款本金、利息以及相关全部损失。
在函件发出后,我们留存了函件原件、寄出和送达凭证,若执行事务合伙人仍不执行合伙事务、申请仲裁,则后续客户以自己名义行使诉权时,便于以此更加积极、主动地证明“执行事务合伙人怠于行使权利”的条件已成就。
iv. 综合考虑后决定依据仲裁协议申请仲裁
就上述第二个问题,我们认为,客户代表合伙企业行使诉权,受合伙企业与目标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仲裁协议约束具有其合理的法理基础(如本文前述分析)。根据我们对诉讼管辖地法院和仲裁协议约定仲裁机构司法实践的了解,经过综合分析及比对,考虑到可能存在的被告住所地法院的地方保护主义风险、合同履行地法院司法实践的审慎倾向、仲裁协议的具体表述[17]、对方可能的抗辩策略等因素,我们认为,依据回购协议申请仲裁情况下,客户面临的潜在风险、时间成本更小。
因此,我们最终采取了申请仲裁的方案,并通过仲裁协议的解释、代表仲裁的理论分析、类比股东代表仲裁案例等方式,说服了X仲裁委予以受理立案。
(2)仲裁申请主体、实体权益归属与仲裁请求的设计
在仲裁申请主体上,《合伙企业法》第68条第2款第7项规定有限合伙人系以自己名义行使诉权。实践中有律师疑问,“私募投资基金所涉的有限合伙企业一般均有多名有限合伙人,行使诉权是否需要取得全体有限合伙人的一致同意或由全体有限合伙人共同行使?”答案已如上所述,该制度具有代位性和代表性的双重属性,其代表性(即代表和自己处于相当地位的其他有限合伙人行使诉讼)就决定了单一合伙人就可以申请仲裁。对此,(2016)最高法民终756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也明确认定《合伙企业法》“并未要求全体有限合伙人一致同意才能提起诉讼……且并未限定其在个人出资额范围内提出诉讼请求”。故我们代理客户直接以其自己名义提出了仲裁申请(况且在该案中,客户本就系有限合伙企业的唯一有限合伙人)。
在实体权益归属上,该制度的代位属性(即《合伙企业法》第68条第2款第7项规定的“为了该企业的利益”行使诉权)已决定有限合伙人行使代表诉权所得应归属于合伙企业。因为在合伙企业中,利润分配和风险负担应按合伙协议或法律规定执行,有限合伙人不能因代表诉权之行使,而使自己的合伙份额对应权益突破合伙协议约定或法律规定。
基于上述,在仲裁请求上需明确为:由回购义务人向合伙企业支付有关回购款及违约金等。
2. 代理成果
就案件管辖权问题,在审理过程中,X仲裁委首先依据仲裁规则作出《决定书》,认为回购协议中仲裁条款约定清晰明确并且合法有效,本案中我方享有作为代位权人的程序性权利,系代替执行事务合伙人和合伙企业行使有关程序性权利,进而应享有的程序性权利应与合伙企业保持一致,若X仲裁委不予受理,则剥夺了有限合伙人寻求代位救济的程序性权利。
至于实体纠纷,即我方主张的仲裁请求也全部得到了X仲裁委的支持,由于和本文主旨无关,不再详述。
未来待明确的问题:股东/有限合伙人代表仲裁制度的后续执行问题
在股东/有限合伙人代表仲裁获得支持后,更进一步问题是——若债务人不履行生效裁决的给付义务,又如何申请强制执行?
实务中已有最高人民法院和各地人民法院对股东代表诉讼的股东作为申请执行人予以肯定,因为“股东代表出于继续维护公司利益的目的,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符合股东代表诉讼这一制度设计的内在逻辑”、“以确保判决确认的利益得到实现”。[18]故股东/有限合伙人代表仲裁后,可以参照有关案例,由股东或有限合伙人申请强制执行。
但问题是,在取得生效法律文书后,若企业出于某种目的抢先或与股东/有限合伙人同时申请强制执行,企业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人,按照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规范,企业有权申请强制执行,但法院是否应受理企业的强制执行申请,值得进一步思考。毕竟,企业在仲裁阶段就存在怠于行使权利的情况,在取得生效裁决后主动申请强制执行以排除股东/有限合伙人的代位执行,在执行程序中是否会存在企业损害股东/有限合伙人利益的情况,股东/有限合伙人将不无担忧。
对于仲裁协议效力是否能扩张至《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中股东/有限合伙人代表行使诉权的问题,法院在此前的审判实践中所持观点不一,但《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已孕育了股东/有限合伙人代表仲裁制度,以使股东/有限合伙人代表行使诉权受企业与第三人仲裁协议的约束。若《仲裁法》经修订后,彻底确认股东/有限合伙人代表仲裁制度的法律依据,也依然还存在如与代表执行程序衔接等问题亟待明确。
在现行规范和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因上述问题的存在,对于通过企业进行股权权益性投资的投资者,从防范争议、降低风险的角度考虑,应了解企业与第三人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对自身的影响,并综合考虑诉讼和仲裁的差异、不同区域的审判实践等因素,争取促成企业与第三人达成对投资者自身有利的争议解决条款,以便于在企业经营者怠于行使权利时积极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其他合作者:杨伟国律师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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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所有制、治理结构及委托—代理关系——兼评崔之元和周其仁的一些观点》,载《经济研究》1996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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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蔡立东:《论股东派生诉讼中被告的范围》,载《当代法学》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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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凯湘:《股东代表诉讼的司法适用与立法完善——以〈公司法〉第152条的解释为中心》,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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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委员严义埙于2006年4月25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发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修订草案)〉的说明》指出:“有限合伙,即在至少有一名合伙人承担无限责任的基础上,允许其他合伙人承担有限责任,从而将具有投资管理经验或技术研发能力的机构或个人,与具有资金实力的投资机构有效结合起来。既激励管理者全力创业,降低决策管理成本,提高投资收益,又使资金投入机构在承担与公司制企业同样责任的前提下,有可能获得更高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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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周剑龙:《日本公司法制现代化中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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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朱广新:《合同法总则研究(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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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健:《长臂的仲裁协议:论仲裁协议对未签字人的效力》,载《北京仲裁》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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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对“书面仲裁协议”作了扩大和灵活的解释;第8条规定了若无特别约定则法人合并、分立继续继承承继仲裁协议,若无特别约定则继承人承继仲裁协议;第9条规定了债权债务转让若无特别情形则同时受让仲裁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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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合营企业中方起诉复函》规定:“……长丝厂可在合营企业董事会不作起诉的情况下行使诉权,人民法院依法应当受理。但就本案而言,由于合资经营合同与对外购买设备的合同中都订有仲裁条款,因此,其纠纷应提交仲裁裁决,法院不应受理。”本案中,真空公司、铝塑品公司起诉认为合资公司通过关联交易转移利润,进而损害其作为合资公司股东的利益,而合资公司怠于行使权利,故真空公司、铝塑品公司只能提起股东代表诉讼。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合资公司与关联交易人的仲裁条款表明各方对解决争议方式进行了约定,即将一切因《合营合同》及附件、《合营合同章程》引起的所有争议提交仲裁,因而排除了法院的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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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中,公司股东以“显失公平”为由,代表公司就公司与第三人之间达成的《承包经营协议》行使撤销权。对此,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案件的实质上系公司与第三人《承包经营协议》引发的纠纷,属公司与第三人在《承包经营协议》中约定的应提交仲裁的纠纷,股东行使诉权应受公司与第三人签订的《承包经营协议》中相关争议解决条款的约束,故案件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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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中,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丁建军虽非涉案借款合同的当事人,但其提起股东代表诉讼时仍应受该合同中仲裁条款的约束。因此,涉案的借款合同纠纷应由深圳仲裁委员会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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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2016)粤民终468号案、2017苏民初24号案、(2019)鄂民辖终150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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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规定于2021年1月1月被《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废止部分审判业务文件的决定》(粤高法〔2020〕132号)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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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杨良宜:《关于可仲裁性(一)》,载《北京仲裁》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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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2016)最高法民终19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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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2016)最高法民终756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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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购协议中的仲裁条款约定:“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同意向X仲裁委提起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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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2016)最高法执复28号案、(2014)民一终字第296号案、(2014)苏执复字第00090号案、(2015)苏执复字第00057号案。